民國時期的著名作家夏衍先生在他的一篇〈包身工余話〉裡敘述道：“ …… 最普通的是‘領人’，當時付洋念元，一定要做滿三年。”夏先生是浙江人，身處吳語地區，用其方言敘事是很正常的，只是他在發表報告文學《包身工》的時候，用的是普通話：“ ……包身費一般是大洋二十元，期限三年……”
此外，還有美術大師劉海粟，江蘇常州人，也是吳語地區的人。他在‘劉海粟賣畫’的告示裡這樣寫道：“海粟為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添建新舍賣畫四個月，直列如下：《山水》條屏及橫幅，每件四尺念元，五尺念五元…… ”
以上種種，可以看出用‘念’來讀、數‘二十’是吳語地區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慣常用語。那麼，這個吳語（方言）‘念’字是怎麼用到孫中山像郵票上去了的呢？
筆者以為，要回答這個問題，也許需要把常16 孫像全套郵票展開來看一看。
常 16 孫像郵票中的分一類數值是在其上方左右兩個方格內，各嵌一個字；角與分組合的數值則是在郵票的上方左右兩個方格內，各嵌兩個字；而在圓一類的數值中，壹圓、貳圓、伍圓、拾圓，都可以在左右兩個方格內，各嵌一個字，唯有‘貳拾圓’是三個字，若把三個字容納在左右兩個方格內，便要打破兩邊方格各嵌一個字，或各嵌兩個字的均衡局面，打破了均衡，既不對稱，也不美觀。也許就在這個時候，這套郵票的設計者，或者說這套郵票設計的決策者是吳語地區的人，至少是熟悉吳語方言的人，在只能各嵌一個字，或只能對稱的方格內，要麼各嵌一個字，要麼各嵌兩個字，而不願意打破均衡局面，一邊嵌一個字，而另一邊則嵌兩個字。於是，在這種為難的情況下，想到了吳語方言中的‘念’字，並決定讓‘貳拾’的兩個字，用一個‘念’字去取而代之。因此，我認為借用吳語地區人們的用語習慣和他們對於‘二十’的表達實例，吸納方言的精華，成全郵票設計者的理想——對稱、均衡、美觀，是一件合乎情理的最佳選擇。當然，這也只是筆者的一己之見，權且記錄在此，尚待有關專家研究考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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